六朝小说中的观音信仰

来源：三亚南山寺 

六朝小说中的观音信仰

    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以至中华民族精神史上，观音信仰是一个十分重要、复杂而又涉及广泛的课题。这位大乘佛教的菩萨，来历不明，所体现的教义单薄并带有浓厚的异端色彩，一经传入中土，就赢得了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持久的信仰。有的学者曾指出，晋、宋时期盛行起来的玄学化的佛教 ( 这即是一般佛教史注重研究的佛教 )，乃是当时佛教僧团上层和皈依佛教的贵族士大夫耽于哲理思辨、被当做学问教养的佛教。在整个佛教发展中，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水下的、少见于文字记载、至今人们尚无所知的部份或有千倍的广大 。这一时期盛行起来的观音信仰正属于那水下的一部份。所幸在当时的传说故事集里保存着不少相关材料，再参照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等，可供我们初步明了早期观音信仰的实态，这也是佛教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潮流。

    引人深思的是，在南北朝佛典注疏和僧俗护法著述中，观音信仰很少被提及；论及之处也多是做为佛陀的权引方便的显化来解说的[2][2] 。而对比之下，自西晋太康七年 ( 286 ) 竺法护出《正法华》( 其中的《光世音普门品》本是在该经主体结集完成后被附入的，所宣教义又是多与全经相悖的 )，观音信仰即迅速地流传开来；《普门品》则脱离《法华》而以《普门品经》、《观世音经》的名目做为单经流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土分裂的形势，再由于地域等诸多客观条件，不但南、北的佛教发展形势不同，地域间也往往有所不同。但观音信仰却是无所阻隔地迅速弘传南、北，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从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心的威力，也可以体认观音这位菩萨及其所体现的教义是如何地适应时代和民众的需要。

    如前所述，有关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实态的材料大量保存在当时民众间流传的传说故事中。这些故事被记录在僧史、僧传等佛家著述里，有些更被义学大师引述到著作里[3][3] ，更多则被记载、结集为「释氏辅教之书」[4][4] ，或记录在一般的搜罗奇事逸闻的故事集如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侯白《旌异记》等书里。这后一类书今人主要是当做「志怪小说」看待，被纳入文学史进行研究。但究其实际情况，当时人传说那些故事，从主导倾向看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创作，而是虔诚的信仰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宣扬、弘传这种信仰的有效方式。宗教的核心内容是信仰；宗教的生命力在广大民众的信仰实践活动中。从这个基点看，那些观音传说无论是所反映的信仰内容，还是所表现的信仰实态，都显示了当时佛教发展的重要的、本质的侧面。

    然而，这些以「释氏辅教」为主要功能的观音传说，一经被著录为文字，加上文士的辞采形容，就被赋与了一定的审美价值。就是说，它们被当作小说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由于草创阶段的六朝小说本来就没有和逸闻琐记、神话传说区分开来。因此，这些观音传说和当时流行的另外许多佛、道二教的传说一样，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六朝小说的一部份。而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正显示了佛教对于小说的影响。这样，六朝时期形成的一大批观音传说，既是佛教影响文人和文学的产物，它们本身又是宗教意识的表现形态。这些小说流传广远，一部份在宋代被录入《太平广记》，以至清代以后仍凭籍《观音慈林集》之类的宣教通俗读物流通，它们长期深刻地作用于历代民众的精神生活，对整个佛教的长远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唐宋时期的佛教造像和其它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民众信仰中，观音这位体现「它力救济」、「现世利益」的菩萨，已取得了凌驾以至超越佛陀的地位。而六朝观音传说在造成这种潮流方面正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以至终于形成了明、清以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所以，无论是研究佛教史还是文学史，特别是研究佛教与文学关系史，这些观音传说都是很重要的。

    六朝僧俗著作中记录的观音传说，主要的具有典型性的是那些流传民间、被文人搜集、整理的灵验故事。这也是早期观音信仰流行的直接产物。后来的例如慧皎《高僧传》所记载的观音传说，多是抄摄这些故事而已。所以，这是当时佛教信仰实态的直截的表现。